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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94年从事记者工作，已经过去27个年头了。岁月是可以记忆的，当我静下心来梳理20多年采访经历时，有两次普通采访尤让我感怀感动，这两次采访又和我儿时听到的一句话密切相关。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涨了一级工资，可他却把这一级工资让给了别人。母亲很生气，因为父亲的这一级工资，意味着孩子们的碗里可以多一块肉，身上可以多一件衣，以至于母亲跟父亲争吵了起来。父亲一句话让母亲的争吵戛然而止，父亲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活着就是幸运的，还争什么?”说完扬长而去。当时只有10来岁的我，并不理解话里的含义，可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让父母的争吵停了下来。之后很多年，这句话虽然没有提起过，却一直住在我心里。 2009年，因为要做一个红色收藏节目，我采访了原安阳和新乡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耀华的女儿黄海荣和黄海凤。黄耀华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娘子关战役、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她女儿给我翻看勋章，告诉我：“老爷子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几块勋章了。”接着不无感慨地说了一件事，“有一年老爷子生病，有五千块钱是地方医院药费，当时想拿到部队报销，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最后争来争去，老爷子一急就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报什么报?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活着就是幸运的，不要再跟组织伸手了。”说真的，相隔20多年后再次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惊奇也有些激动，但转念一想，父亲和黄耀华老先生曾是战友，有共同的认识也在情理之中。 接着我又采访了原新乡军分区司令员张公干的儿子张樑栋。张公干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周恩来总理安排在冯玉祥身边的地下工作者，担任冯玉祥的随行副官。有一次冯玉祥问总理，我身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总理了解情况后说，你的随行副官张公干是共产党员。冯玉祥听后十分高兴地说，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用起来就更方便了。1947年张公干率国民党356团起义，1955年被授予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当我走进张司令员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斑驳墙面裸露着墙砖，我感叹地问他儿子，这房子有多久没整修了?他的儿子说：“住进来50多年都没整过，一说整房子，俺爸就说别给组织添麻烦，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活着就是幸运的，咱不争这了。”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这句话。三位革命时期的老前辈，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面对利益时，说出同样的话。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让我的眼睛模糊了，眼泪不听话地落了下来。这句话让我想到了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革命先烈们。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有4万多名烈士长眠在那里，其中就有3万多名烈士没有留下名字。 我不禁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我的父辈们，他们身上那种无私奉献、不争名利的精神，不就是那个时代追寻的时尚吗?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呼唤和崇敬的一种特质吗?他们的无私传承，他们的无怨无悔，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如同一束光引领着我们的脚步，去传承红色血脉。 由此我想到了隐居河南省焦作50多年的周总理侄儿周荣庆一家。上世纪50年代，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正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此后，他们一家在焦作踏踏实实做着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再没有到北京找过总理，也没有向组织要求过什么，就连总理去世，遵照总理的遗愿也没有进京参加总理追悼会。周总理就是这样用一言一行引领着侄儿一家谦虚低调做人，踏实勤奋做事。 无论是黄海荣、黄海凤、张樑栋，还是周荣庆，从他们平淡的言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父辈的敬爱和自豪。我也为我的父亲自豪，父亲去世后，留给我的只有两枚勋章，是1955年授予父亲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我们共同珍藏着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勋章，珍藏着先辈们的精神温度，珍藏着内心的光荣和自豪，也珍藏着对先辈们的敬爱和深深的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