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陀被文坛巨匠巴金称之为“难得的文章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情谊相伴终生。 师陀与巴金最初的相遇是在北平。让时光倒流到1935年11月的一天，距今已整整86年了。刚刚而立之年已蜚名文坛的巴金，早晨坐火车从上海赶到北平，交接文友兼编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的工作。他那时刚到社里，坐下不久，就听见一位客人走进来向靳以问询:“听说巴金来了?”靳以回答是，便转到别处去了。也许是因为彼此陌生的原因，或者两人生性腼腆的缘故，这次相见并没有给他们心底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甚至彼此没有说上一句话便匆匆离去。但是毋庸置疑，他们早已神交，息息相通，彼此熟知对方的作品和身世。直到第二年夏天，师陀由北平移居上海，还是经他们共同的作家朋友靳以介绍，两人才真正结识了。从此惺惺相惜、患难与共，拉开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之缘。 师陀在给河大教授刘增杰及许多友人的书简中不至一次申明: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的私生活方面也很关心。真切表达了对良师益友的巴金深深的敬重和感谢之情。 而巴老在1981年3月28日写给师陀的一封简短书信中这样写道:陀兄，信已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好，写不了文章，连《随想录》也少写了。你进入文坛，主要靠你自己!我看你还可以写十年，不要灰心，也不要偷懒，能写多少就写多少。祝好!问候婉芬同志!此信语重心长，蕴涵着师陀与巴金两位文学大家之间多少勉励、信任和无限深情厚谊啊! 1936——1937年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时局动荡。国内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如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七君子事件、鲁迅先生逝世等。 这些年，从豫东平原一个叫前化寨村走出来的文学才俊王长简，以笔名“芦焚”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当时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和赞誉:“短篇七篇，作者有他特殊生动的笔调，清新的气息，在他的笔下，一切都闪着光彩，使你张不开眼。无论什么题材，一经作者处理，便都出落得不同凡俗;而同时，显出他们的真实和深刻来。”(1937年5月15日《文丛》第一卷第3期)以至于后来师陀先生的许多文稿和单行本都交给了巴老发表和出版。 1937年5月，芦焚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剧本《日出》、何其芳散文集《画梦录》同时荣获《大公报》文艺奖金。本月16——18日《大公报》连续三天以《本报文艺奖金捷晓》为题，刊登三位获奖作者大幅肖像照片，隆重向世人介绍本报第一届文艺奖金评奖结果。一时轰动沪上，传为佳话。《谷》的发表，可以说奠定了师陀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拉开了他六十余年漫长创作岁月的帷幕。毋庸置疑，这其中的功绩离不开巴金先生，他可以说是伯乐，慧眼独具发现了芦焚(师陀)这匹文坛上的千里马，二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文字之缘，以至于师陀先生晚年和文友巴金开玩笑:“谁先死，就该谁写怀念文章。” 1988年师陀先生因病逝世，巴老难掩其悲伤的心情，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写下了《怀念师陀》，然而只写了两段，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写下去。但二人的感情可谓地久天长，日月可鉴。 1936年7月1日，以鲁迅先生为首的67位进步作家，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了救亡图存、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战的政治立场。当时年仅26岁的师陀(即“芦焚”)名列其中，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共同发声。 1936年10月19日，师陀和巴金两位文艺青年共同爱戴的鲁迅先生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寓所，享年55岁。噩耗传来，举国哀悼。当时在送先生灵柩去往万国公墓的路上，巴金是十六人抬棺者其中之一。而师陀连日也怀着伤痛之情为鲁迅先生守灵，参加送殡活动。从鲁迅先生去世的头一天起，他每天都赶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守几个钟头的灵。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鲁迅先生。 在师陀1936年10月28日夜写就后发表在大型文艺杂志《中流》第一卷第5期的文章《他给我们的不算少》开篇中这样写道:“二十日下午，去殡仪馆看鲁迅先生，他已安然睡着了。深深的灵堂布满了花，窗和门都遮着绒幔，因之极其幽静。虽然心已沉沉的落下去，却不以为这就是死，仿佛还听见他呼吸。” “高尔基是从旷野上来的，他通过那沙皇俄罗斯发臭的泥沼，热情的叱咤了那些陷入泥沼挣扎呻吟的醉汉，但从不忘将手伸给他们……他走在最前面，掩护着这支破烂、饥饿、遍身白虱然而有着火热的心的队伍，一路战斗，浩浩荡荡向着幸福进军……” “鲁迅先生却是从沙漠上来的，那里没有水源，没有花草，有的只是不易耕种的一片沙碛。他一路种下花草，寻觅甘泉。这中间，他倾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似曾感到寂寞和一点凄凉，却不忘探求路径。他翻越一些苍鹰遨游的小丘，像《过客》中的过客，又踉跄的穿过日暮荒野下的垒垒荒冢，毫不停留。这趟跋涉，是一段多么艰苦的脚程啊!然而他终于跨过尸骸，置身于活人的世界中了。他同样走在最前面，掩护着这支破烂、饥饿然而有着火热心的队伍，时时发出警告，一路战斗，浩浩荡荡向着幸福的国土进军。现在他倒下了。他挥一挥手—— “去，只管走路，莫管我!”文中字字句句表达了对鲁迅先生无限的哀悼与敬仰之情。 师陀与巴金两位文学挚友晚年比邻而居，相邀往来亲密。师陀先生的旧居在徐汇区武康路280弄35号，巴老的在武康路113号，彼此距离不过百米。师陀先生从1981——1988在这里住了七年之久,而巴老从1955年搬到这里直到他永远离开整整住了半个世纪。可以想像得出来，两个可爱可亲的文艺老头儿相聚在一起，在开满白玉兰和铺满青草的庭院里慢慢散步的情景，他们如此欢愉，又如此惜别。他们劫后重生，可以尽情的聊文学，谈人生，抒往昔，思未来。他们一定会想起从前“文革”时期共同受批斗受迫害的岁月，想起在那段痛苦的近乎窒息和崩溃的日子里许多友人的伤逝，和一点点一滴滴温暖的话语和爱。不堪回首又铭刻心间。那是一段缠绕在共和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黑色记忆，更是同时代文人作家心灵史上永远不会消逝的痛。以至于当师陀先生暂别上海，在千里之遥的乡村参加土改劳动体验生活时写给巴老夫人萧姗的一封信中还情不自禁的说:我准备月底回上海，想到你们的草地，真难免使人动心。可这里一天两次干风，沙土弥天盖地，那里敢想草地啊! 1977年5月—12月期间，巴老分别出席了上海文艺家座谈会、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艺、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当选为中国作家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有一天他们相聚在巴金寓所开怀畅谈，合影留念。它足以印证师陀和巴金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真挚友谊。照片上的人员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文艺大家，从左至右依次为:师陀、巴金、孔罗荪、张乐平，王西彦，柯灵。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笑的多么开心，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可是又有谁知道，巴金5年前痛失爱妻萧姗的悲痛，师陀长达12年因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不能创作的刻骨苦楚。时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多么重要，宝贵犹如生命，而十多年的时间竟都白白浪费掉了。无知罪孽的当权者无情剥夺了许许多多文艺家们的自由和时间，难以想象，如果十多年的时间能够追回，那究竟会诞生多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啊!这必然是中国文化艺术界无法弥补无法计量的重大损失。 师陀与巴金不但是亲密无间的文友，更是生活中的诤友。从他们多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和往来书简中可以窥见一斑。 如师陀先生1966年4月24晨写给巴老的信中这样提议道: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在上海就想向你提出，但是想到你可能当作一句普通话，不加考虑，说过就忘记了，所以现在写在这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本来你好几年前已具备入党的条件，当时你自称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怕给党带来不良影响，自己又怕太受拘束。你说这话是诚恳的，我完全相信。可能根据你近几年来的工作与活动，事实证明并不自由散漫，你接受党的命令工作活动，尽可能参加各种会议，有什么必要老留在党外呢?请你自己认真考虑一下，和萧姗商量一下。天快亮了，不过我眼睛模糊，不能多写了。 当师陀先生深陷创作苦闷时期时，巴老给予他及时的鼓励，语重心长，温暖如春。如1959年4月10日巴老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师陀:《曹操的故事》似乎可以多写些，有些地方还可以发挥一下。我十四日去北京，大约五月初回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星期一下午是否可以到我家里来一趟，作协希望我能跟您谈谈。我也想知道你的计划。” 1982年3月30日，师陀先生听闻挚友巴金荣获“但丁国际奖”，欣喜鼓舞。这是1979意大利学院为纪念本国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而设置的荣誉奖，每年全世界评选一次。巴老获此殊荣，是表彰肯定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非凡成就，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声誉。 师陀先生心潮澎湃连夜写下了一篇《为巴金获得“但丁奖”而作》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巴金同志获得但丁国际奖，作为中国文艺界的一名老学徒，义不容辞，我应该向他祝贺;作为他的一个老朋友，义不容辞，我更应该向他祝贺…… 我坚信这位灵魂纯洁的人，宽怀大度，心如明镜的人，他的作品既然帮助了中国的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进步的道路，必然也会像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帮助世界上被压迫的人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进步的道路。并且跟他的许多前辈一样，他的作品，必然会哺育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激励成千上万的人。千秋万代，一切王侯霸主，一切显赫一世的大人物，可能都化为尘土了，他的作品仍旧会哺育成千上万的人，激励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地放出光辉。 1988年10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师陀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上海寓所，终年78岁。 病中的巴老听闻这一消息，强忍悲痛，托着病体在家人的搀扶下走进位于上海巨鹿路675号的作协大院，迅速组织了以他为主任的师陀同志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作家、诗人于伶、王元化、王西彦、王辛笛、孔罗荪、柯灵、峻青、茹志鹃等共计25位，他们都是师陀先生生前的文友，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巴老亲自主持了师陀先生的追悼会。会上，他怀着无限追思和悲痛的心情诵读了由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起草的《悼念师陀先生》。这是摘录其中三段，以飴读者。 师陀同志在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作品，艺术上日臻成熟。这些作品展示了小人物的命运，控诉了人间的不平，渗透着作者的深深悲拗。他的笔触细腻幽默，感情真挚，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刻划乡土风习，形成了他鲜明独特的创作风格。 抗战胜利前后，师陀曾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和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等职。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下，坚持进步立场，和人民患难与共，靠菲薄的的稿酬过着清贫的生活。四十年代是师陀同志的创作旺盛时期，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马兰》《结婚》，多幕话剧《大马戏团》《夜店》(和柯灵合作)，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 散文集《上海札记》，这些作品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反映了他们渴望光明的共同心愿，鞭挞和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 1981年出版的《芦焚散文集》是师陀同志在三十年代用芦焚笔名发表的大量散文作品的一本自选集，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在散文库章中的瑰宝。师陀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文学界的损失，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秉性耿直，嫉恶如仇，一辈子为我国进步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留下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文品和人品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星转斗移，岁月沧桑。如今师陀先生和巴老都已仙逝多年，但是他们的作品流芳千古，他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在冬夜里触摸他们的文字，仍旧感到两颗滚烫炽热的心在跳动不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