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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中期，河南光山县的胡煦和胡季堂，可谓位极人臣的重量级人物。 胡煦(1655年—1736年)，自幼勤奋好学，读书讲求经世实用，尤其对《周易》情有独钟。8岁时，他看见太极图的阴阳纠纽循环之势，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为解开其中的奥妙，他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年近花甲的胡煦考中进士，并入选庶吉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胡煦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周易》，深得其精髓。康熙皇帝听说他精通易理，便向他请教河洛理数，胡煦条分缕析，颇多真知灼见。此后，康熙皇帝又多次询问《易经》卦爻中的疑义，胡煦画图讲解，对答如流，康熙感叹道：“真苦心读书人也!”不久，胡煦被召进南书房，升为南书房检讨官，同大学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成为皇帝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作为皇帝近臣，胡煦敢于仗义执言，力谏朝廷“重农桑，缓刑罚，先仁义而后功利”“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擢升为鸿胪寺卿。有一年，湖广乡试，康熙钦点胡煦为正考官。原先的正考官都由九卿保举，到了胡煦典试，康熙直接发话：“朕止信得此人”。雍正皇帝继位后，胡煦历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史》总裁官等职。 胡煦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周易》研究的集大成者，著有《周易函书》50卷，约190万字。后录入《四库全书》“经”部，足见其分量之重。《清史稿》对胡煦的人品、官德，都有较高的评价。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南巡抚胡宝瑔上疏请奏，胡煦得以入祀乡贤祠。 胡季堂(1729年—1800年)，胡煦之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荫生身份补顺天府通判，后仕途顺达，历任刑部员外郎、甘肃庆阳知府、甘肃按察使、江苏按察使、刑部侍郎、刑部尚书、山东巡抚、兵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胡季堂对自己要求很严，处理政事，细心谨慎，公文起草，亲力亲为。常常手执书卷，以史事典籍为鉴，对大事有决断，尤其有识人之明，他所荐拔推举的官员，都很出类拔萃。乾隆皇帝每有咨询，胡季堂也都对答如流。于是，乾隆时期的很多大政方针，“悉皆季堂手定”。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胡季堂担任刑部尚书。他认为刑狱之事，关乎民生，务必格外小心。这天，他准备离开京城，到直隶、吉林、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巡察。临行前，乾隆皇帝特意叮嘱他：“身为河南人，审理本省的案情时更应秉公持正，不要因为一件事而牵涉更多的官吏，以免将来报复，要多加考虑。”胡季堂闻听此言，更是不敢怠慢，处处谨慎。他在商丘遇到一桩案子：有一个叫汤秉五的恶人，对守寡在家的刘氏百般调戏，刘氏羞愤交加，自杀身亡。当地官员收了汤秉五的贿赂，判定刘氏属于自杀，没有对元凶汤秉五实施任何惩罚。刘氏的父亲觉得此案判得不公，得知胡季堂前来巡察，便拦轿告状。胡季堂接案后，亲自调查，并当众审理，最终将主犯汤秉五绳之以法。由于胡季堂秉公断案，官声良好，乾隆皇帝予以嘉奖，诏令他署理山东巡抚。当时，山东正闹灾荒，胡季堂一边上疏，一边打开官仓，赈济百姓。巡察结束回到京师，胡季堂被封为太子少保，兼任兵部尚书。不久，又出任直隶总督，允戴孔雀花翎。 嘉庆四年(1799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惩办贪官和珅。但是，要想彻底扳倒权倾天下、党羽遍布朝野的和珅，必须得有足够的证据。这时，直隶总督胡季堂挺身而出。直隶境内有和珅大量的产业，胡季堂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容易就找到了和珅贪腐的铁证。他在参奏和珅的奏折中，详细列举了和珅逾制、大量兼并平民土地、在蓟州清苑等地开设当铺和银号、纵容家人刘全等在各地逼收地租、滥杀无辜、巧取豪夺、卖官鬻爵等20条罪状，并提出了对和珅的处理意见：“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嘉庆皇帝收到胡季堂的奏章后，立刻发给了京城的官员讨论。这实际上是以胡季堂的奏章为蓝本定下基调，只待朝臣举手通过。朝臣们会议结束后，嘉庆皇帝只是将“凌迟处死”改为“赐其自尽”。 胡季堂书画俱佳，其书法“端凝秀挺”“功力堪齐”。乾隆皇帝颇为欣赏，御赐名贵的犀管兔颖笔，彰励其书。现今，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着一幅国宝——“缂丝宝典福书册”，这是胡季堂送给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贺礼。书册由120个形状不一的印章组成，选用上好的和田玉雕刻，而印章所篆刻的内容，是从乾隆诗文中挑出的带“福”字的诗句。创意之新奇，做工之精良，都堪称空前绝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