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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到崔岭上小学。 村子与学校隔着几道山岭，岭与岭之间有一条山路，曲曲弯弯的，有两三里长。我们都很喜欢这条路，迈开脚步，蹦蹦跳跳地走。路边是层层的梯田，田畔散长着白杨树、泡桐树和柿子树。冬天，树叶落了，鸟巢裸露了出来，抱着白杨树枝条在风中荡来荡去。柿子树的顶端有一两个红灯笼，那是村民留给鸟儿们的果实。山里留守的鸟儿不多，有麻雀，有喜鹊，还有乌鸦。我们都喜欢喜鹊，却不喜欢乌鸦，认为它黑不溜秋的，是一种不吉利的鸟。 山里面冷，风硬硬地，吹得人缩着脖子。大人们懒洋洋地猫冬，早晨不起来做饭。不过，这难不住山里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备干粮的绝活儿。头天蒸好的红薯，拣一两个放在炉洞里煨着。第二天早晨，红薯的外皮焦黄，渗着赤褐色的糖油。内瓤绵甜，冒着热气。一只手拿一个，既暖了手，又充了饥。吃完，嘴上留下一缕黑，脸上却荡漾着幸福的红光。 如果没有红薯，就炒苞谷豆。去树上的玉米辫子上拽一穗，把籽粒剥到搪瓷碗里。铁锅里放上沙子，炒热后倒进苞谷粒。火不要太旺，得不停地搅动。不一会儿，苞谷粒开始在铁锅里欢跳，就像放鞭炮一样“啪啪”作响。不过，你在锅里看不到大面积的苞谷花，而只有灰黄色的沉默豆。我们把这种不开口的沉默豆，叫作“哑巴豆”。棉袄口袋里装上两把哑巴豆，我们的心里就有了底气。走路走累了，用手捏一粒，放进嘴巴里，嚼起来咯嘣咯嘣地响。路上偶遇牙齿松动的老人，他们会羡慕地说：“还是有牙好啊!” 遇到雪天，西北风撕开窑洞门窗上的报纸，一阵阵地灌进来，教室里显得格外寒冷。我们虽然都穿了棉衣棉裤，但贴身并没有穿秋衣，涮得很。尤其是脚，冻得跟猫咬似的。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不约而同地双脚轻跺，“踏踏踏踏”，像暴雨敲击着土地，教室里顿时腾起一片土雾。崔老师进来了，宽容地笑笑，并不批评。 崔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最拿手的是读小说。那时候，小说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个陌生的东西。课堂上，崔老师总要留出十分钟，给我们读上几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慢慢地，这十分钟就成了我们的幸福时光。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该背诵的课文背会，把该写的生字写会，把造句和解词都抄得规规矩矩的。然后，我们安静下来，像退潮的海水，等待着盛筵的开始。崔老师读小说，很讲究节奏，哪些地方快，哪些地方慢，他拿捏得很准。有时，还配上拟声词，辅以态势语言，既生动又传神。我们极其饥饿地听着，四五十个学生都瞪着好奇的眼睛。我们时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时而长舒一口气，激动得鼓起掌来。有时候，崔老师想喘口气。“再读一会儿!”我们嗷嗷叫。那情形就像是一群争食的小鸟，张着嫩黄的小嘴。我们那时，真是太迷恋小说了。 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教室外面的土墙下，站成一排，做一种取暖的游戏。咬牙，弓腿，喊号子，大家憋足了劲儿，一齐向中间挤。那些力气小的，往往会被挤出去，但挤出去的人并不沮丧，又会到两边排起队来，继续往中间挤。一来二去，身体就暖和起来，甚至冒出汗来。这种游戏，我们叫“挤油”，天天要做的。 俗话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在简陋的校园里，我们的生活单纯而充实，有一种天然成长的自由和快乐。 |
